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研究的回顾

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研究的回顾 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研究的回顾

　　吴义雄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宗教史上，都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按照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将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到1851年英文《中国丛报》停刊这段时期，看作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早期阶段，即以广州和广东沿海为中心的阶段。100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迄未充分展开。但长期累积之下，中外学术界和宗教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也不乏可观之处。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清理，衡量其得失，可以为今后进行深入的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础。近年，笔者利用两赴海外访问研究之便，结合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专题研究，对相关的研究论著颇加意搜罗考察，撰为本文。但个人见闻所及，不免受到种种局限，遗漏在所难免。不周之处，尚希专家赐正。

　　一、教会修史与中国早期的新教传教史研究

　　中国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梁廷枏的《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提到一些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情况，对新教则全无记载。笔者所见最早的关于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中文著作，是王元深的《圣道东来考》。王元深（王宠惠的祖父）曾是郭士立创立的福汉会的成员，后随德国礼贤会传教士罗存德传教。他在1899年撰写了《圣道东来考》这本小册子，1907年在香港出版。该书以记述礼贤会在广东的活动为主，兼及其他新教教派在广东的初期活动，所涉及到的教派有：伦敦会、美国浸礼会、美部会（书中称为纲纪慎会）、英国安立甘会（书中称安立间会）、美国长老会、英国卫斯理会（书中称惠斯理会）、福汉会、礼贤会、巴色会、巴陵会、德国小巴陵会，卷首和卷末分别有《景教东来考》和《天主教东来考》。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德国礼贤传道会入粤记》，几乎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对礼贤会19世纪后期在广东活动的历史叙述比较详细，因作者本人即会中成员，他所提供的一些细节是难得的研究资料。他对福汉会情况的叙述，虽篇幅不长，但也提供了一些该会内部的情况。该书对其余各派在华早期传教活动的记述虽极简略，但亦具参考价值。

　　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洪贲的《中国耶稣教会小史》，作为《布道小丛书》的第4种。作者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追溯景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然后分4个阶段简单地叙述1807到1907年新教在中国传播的经过，其中第2章《教会立基时代》和第3章《教会萌芽时代》，就1807到1842和1842到1860年新教传教活动提供了一个简略的纲要。这本小书是目前可以见到的第1本关于新教在华活动的专门著作，由于对景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史也有叙述，故可以将它看作简明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它的意义还在于开启了20世纪前期教会修史的风气。

　　1920年，温国符编辑、邝柳春校订的《西广东长老会历史》，由启明公司承印出版。这本小书对美国长老会在广东传教以及广东本土长老教会的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说明，其中第3章《论长老会传至中国》，对早期长老会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有一点记载。

　　1924年秋，《神学杂志》第10卷第3号出了一期特刊，名为《中华基督教历史》，由冯玉祥题写书名。该刊叙述各新教差会的简况，侧重于当时的情况，对伦敦会、公理会、圣公会、礼贤会等新教差会来华活动的起源也分别在各部分的开头提及。

　　1934年，在广州等地活动的浸信会牧师刘粤声出版了《两广浸信会史略》一书。这是关于浸信（礼）会区域活动史的第一著作。作者对叔未士、罗孝全等早期浸礼会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美国浸礼会分裂后南方浸信会的活动，以及两广本土浸信教会的发展，都有较概括的叙述，有的内容较为详细。刘粤声在广州沦陷于日军前后到香港，于1941年又出版了《香港基督教会史》一书。1940年4月，“香港基督教联会”开会决议，编写《香港基督教会史》，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集体编写，以刘粤声为主编，同时向教友征求资料和文稿。到1941年7月，该书完成。全书分为7个专题，其中第　　 1章“会宗史略”介绍公理宗、信义宗、浸信宗、圣公宗和循道宗传教士在华活动的起源，第7章“个人传记”为马礼逊、裨治文和叔未士等人立传，均有一定的篇幅涉及新教传教士在华南地区的早期活动。

　　1936年，女基督徒余淑心等编纂的《福州美以美年会史》由福州仓前上梅坞知行印刷所印行。其书卷一《布道志》中的第一章《布道之缘起》和第2章《布道开创时代》，很简略地回顾了美以美会派遣传教士到福州的开端，以及该会传教士在福州的初期活动。同年，同样由女教徒吴立乐主编的《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由上海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刘粤声作序。该书是同类书籍中部头较大的一种，共234页。在每一部分的后面，附有与正文有关的问答题，此乃仿效欧美同类著作的做法，供教徒修习之用。作者按地区叙述浸礼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其中华南、江苏（含上海）和华东（浙江、福建）几个部分，对叔未士、罗孝全、晏玛太等的早期活动的叙述相对来说比较详细。

　　1940年，福建协和大学教授的王治心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纲》，这是一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通史。从全书分为22章，叙述自唐代景教到晚清以后各大教派在中国活动和传播的历史，其中有3章，即：《更正教输入中国的预备时期》、《太平天国与基督教》和《道光以后更正教各宗派的活动》。书中所说的“更正教”即基督教新教。作为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全书各章单独来看，均显单薄，也较少专题性的讨论，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可以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入门的途径。书中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全从教会的立场出发，因此，该书仍可归入教会修史的范畴。

　　教会修史的风气，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夕。1947年，上海中华浸会书局还出版了“上海第一浸会堂”所编的《上海第一浸会堂百年史略》，专以浸会在上海的发展演变为内容。其中《史略》、《年表》两章对叔未士、啤士等人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上海的传教经历，有所叙述。

　　1949年前由教会人士所撰写、编著的上述书籍，本身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还不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可以提供新教各教派在华活动的历史与现状的纲要和概况，供一般性了解之用，也可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资料，但一般不对具体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大都很简略。

披览之余，还可以发现，各项著述在叙述同样的史事时，均大同小异，且时有错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