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
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袁行霈代表一向认为，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 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袁 行霈代表说。所以，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 学。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人物简介：
袁行霈，字春澍，1936年4月18日生于济南，原籍江苏武进。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享誉海内外。现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年刊主编、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顾问组顾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袁行霈的父亲是清末举人，长于诗文书法，后因病不能执笔，遂由他代写信札诗文，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195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大学毕业，被林庚教授选中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
1957年至1966年，袁行霈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结合备课系统读书和撰写论文。同时，他跟随林庚先生一起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其间，他多次下乡下厂下矿劳动锻炼。从“干校”回北京后，他参加了集体编写《中国小说史》的工作。同时，他独自撰写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等论文。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袁行霈在北大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课程。他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探索进取，1979年晋升讲师，1980年晋升副教授，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1994年兼任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总顾问；1999年出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1982年至1983年，袁行霈应日本东京大学的邀请，前往讲授陶渊明研究等五门课程，受到广泛赞誉。1992年至1993年，他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1997年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身份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并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讲学。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由于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的贡献，1989年袁行霈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1991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公众推选的十佳教师）；199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袁行霈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兼及中国诗歌史、中国文言小说。在对中国诗歌艺术的研究上，取得突出成果。注意将诗歌理论与诗歌艺术史结合、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考察结合，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现。所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中国诗学通论》（与孟二冬、丁放合著）于1995年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教育部授予的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于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特等奖。此外还著有《陶渊明研究》、《中国文学概论》、《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中国文学史纲要》（二）、《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编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历代名篇赏析集成》等；整理的古籍有《陶渊明集·附和陶诗六种》。
个人经历：
袁行霈，出身于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家庭培养了袁行霈对古典文学的兴趣。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2] ，从此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
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
1959年夏袁行霈又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
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
文革开始后，受到批判，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鄱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后，袁行霈在北大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课程。袁行霈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探索进取，取得较好的效果。
1979年晋升讲师。独自撰写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论文在1979年发表，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1980年任副教授。1982年至1983年，袁行霈应日本东京大学的邀请，前往讲授陶渊明研究等五门课程。1984年成为中文系特聘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1992年至1993年，袁行霈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1994年任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总顾问。1997年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身份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并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演讲。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1999年出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
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2004年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被北京大学确认为资深教授，享受理科院士待遇，同年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为教授（与北京大学联聘）。此外，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06年1月18日，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学术著作：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主编之一，中华书局，1963年）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文学史纲要》（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以及元代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另有台湾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1996年增订本；另有台湾版、日译本、韩文译本，分别在台湾、日本、韩国出版）[4]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另有台湾版）
《中国文学概论》（香港三联出版社，1988年；另有内地版、台湾版）
《中国诗学通论》（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陶渊明集·附和陶诗六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中国文学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
《唐诗风神及其袁行霈》（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人物影响：
为人师表
在北大中文系，当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辈教授中非林庚先生莫属，接下来就该是林庚先生的学生袁行霈了。这固然得益于其研究对象古典文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袁行霈们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学问与道德的合一，因而这份儒雅是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不会随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对于一茬茬学子来说，袁行霈的课是很多人的美好记忆。
上袁行霈的课，的确是美的享受。俊秀飘逸的板书书写始终是袁行霈的习惯，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袁行霈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称为好友，兴起时便在课堂上吟诵袁行霈们的佳作，优美的音质，潇洒的气度，陶醉过无数学子。
袁行霈的课是北大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每当袁行霈上课时，教室内外几乎水泄不通。袁行霈讲授的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等专题，成为中文系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袁行霈本人被视为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听过袁先生课的人，只要被问及感受，多半是“如沐春风”，有位学生说：“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
袁先生带博士生时，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行霈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博士生曹胜高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袁行霈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袁行霈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在讲话中都要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袁行霈要求学生做到学问与道德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袁行霈的学生中才涌现出孟二冬这样的时代俊彦和学界翘楚。而袁行霈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级与市级嘉奖，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
治学之道
作为一名治古典文学的学者，袁行霈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但袁行霈没有囿于这些，而是由此开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格局。
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报》发表《横通与纵通》的文章就提出治学主张。
奠定袁行霈学术地位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即是横通与纵通的成功尝试。后来袁行霈用二十年的时间撰写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三本书，把自己的学术能量全部释放在陶渊明这一个点上，以求突破。
又由文学史而美术史、音乐史，继而从中国文学史出发，扩大到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由袁行霈担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袁行霈与数十位学者一起，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编辑出版的4卷本《中华文明史》，则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此书英译本将于201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袁行霈喜欢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读帖。袁行霈说：“眼前是二王，颜柳，苏黄米蔡，耳边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书法与音乐，中国和欧洲，颇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惊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会贯通之境吧。
开门办馆
1999年开始，袁行霈成为继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之后的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七任馆长。这固然是袁行霈的荣誉，但袁行霈更视之为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如何延揽人才，凝聚馆员智慧。曾经，在袁行霈的提议下，任继愈、饶宗颐等6人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史馆面向社会，开门办馆，服务大局，回报人民。当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馆精心创作了360余幅书画作品赠给灾区。袁行霈还将自己书写的对联交由荣宝斋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袁行霈注意到馆员中有很多著名诗人，但一直没有一本诗选，便经过5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袁行霈的另一大手笔是编撰国家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全书预计1500万字，将于2012年出版，可称为集全国文史研究馆之力的“文化地图”。袁行霈说：“对参加工作的馆员和馆外专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还是要尊重。”
“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是袁行霈的真情话语，绝非谦虚之辞。从书斋到社会，从教授到馆长，袁行霈都以高洁、扎实的道德学问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大约只有“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如袁行霈这样的人，才能有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吧。”
家庭成员：
曾祖父袁绩懋，字厚安。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曾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福建省候补道台署理延建绍道，后因太平天国之乱，死守顺昌县城，于咸丰八年九月十二日（公元1858年10月18日）城池陷落而死于军阵之中；被清廷追赠福建按察使衔，世袭骑都尉，入祀京师及阵亡地方昭忠祠，常州府、顺昌县两城奉特旨建专祠祭祀，谥号文节。曾祖母左锡璇，字芙江。亦是一位文学才女，其作品现存有《碧梧红蕉吟馆诗草偶存》2卷、《碧梧红蕉吟馆诗余偶存》1卷传世。
曾外祖父曾咏是清朝进士，曾历任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知县、江西省吉安府知府，后卒于江西鄙阳任所，被清廷追赠太仆寺卿衔。
祖父袁学昌为光绪五年举人，曾历任安徽省滁州府全椒县知县、湖南提法使；祖母曾懿为清末著名女中医暨女诗人，著有丛书《古欢室医书三种》（内含〈医学篇〉8卷、〈女学篇〉、〈中馈录〉各1卷）、《古欢室诗词集》（内有诗3卷、词1卷）传世。
二伯父袁励准为晚清翰林，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曾历任入值南书房，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之师、京师大学堂（现今之北京大学）提调、清室逊位后任清史馆编修及辅仁大学教授，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画家及收藏家。
